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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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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到了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 :《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 :“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17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美高梅网投app手机版,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美高梅网投app官网,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自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去世后,布罗妮雅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真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识和经验令玛妮雅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而又比较胆小的妹妹,是布罗妮雅年轻又非凡的伴侣,她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有一种负债的渺茫观念,因此她的爱更为深厚。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 :“物—理—仪—器。”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多古怪的名字!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她把自己与家里的人作比较的时候,谦逊得几乎近于卑屈。但是在她的新职务把她引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她的优越性就光芒四射了。他离开了B先生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

  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1886年1月1日,玛妮雅在严寒中起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又去普沙兹尼西附近的Z 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 不过很富于同情。 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 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然而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Z 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200公顷甜菜的种植。他拥有制糖厂的一大部分股票。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25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 , 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 :“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她写信给她的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亲爱的布罗妮雅,她写信给中学的同学卡霁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已经结婚,住在利沃夫,仍是一个激烈的“实证论者” 。她坦率地把自己多虑的思想、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告诉她的表姐。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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